电子、互联网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周翔认为，两个区域之间可以形成优势互补，也可以形成一定的良性竞争，“这对国家长期的经济发展会带来很大的动力。”

　　周翔同时提到临港新片区目前正重点发展的人工智能产业，“不管是在生命科技、物流供应链行业，还是在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等方面，其实人工智能的运用已越来越多。”他认为，人工智能需要运用场景才能够快速发展，而不同的行业都可以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很多机会。

　　周翔还对长三角和大湾区之间贸易伙伴的差异进行了分析。长期以来，大湾区和东盟国家或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活动十分活跃；长三角则与日本、韩国等东北亚国家，以及欧盟的贸易量较大。

　　“过去的几年里，由于疫情、地缘政治、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升级等因素，很多企业跟供应链、把生产基地的一部分转到了东盟国家，这也为大湾区，甚至长三角地区，和东盟国家的贸易往来带来很多新的机会，也为很多企业重新思考风险管理、成本管理带来一些思考。”周翔提到，长三角和大湾区之间，可以在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互动上交流更多经验。

　　周翔还提到了一点，得益于“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香港是一个自由经济体，“香港能为长三角很多企业走出国门进行投融资活动，或者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带来很多帮助。”

　　谈及产业、人才等竞争问题时，史陈骏在现场表示，“外界经常会比较长三角和大湾区，会比较上海、香港、深圳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大家很少去比较洛杉矶和纽约。”

　　他的观点是，“从中国的经济发展、全球经济的需求来看，我觉得对于这两个重要的经济区域的容纳的能力是完全足够的。”史陈骏认为，全球的经济市场足够大，大到足以容纳两个区域协同发展。

　　史陈骏指出，从海运的角度来看，大湾区和长三角两者的集装箱货柜吞吐量合计占全球1/3；从空运的角度来说，合计占了全球航空货运吞吐量的1/4；从GDP的角度来说，两者合计占全球GDP的1/15；从人口的角度来说，两个区域合计占了全球的1/40；从全球500强企业来看，两者本土合计正好占了500强企业的1/10。

　　“两个区域合计在一起，在全球经济当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未来我觉得协同发展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相互之间的竞争。竞争一定会有，是良性的，更重要的还是协同。”史陈骏表示。

　　史陈骏也谈到了双方的产业基础，从传统产业角度观察，长三角和大湾区之间存在差异，“大湾区提供了更多的终端消费品，尤其是电子产品方面，而长三角更多地是提供工业中间品。”然而，从新兴产业来看，两大区域之间的区别已并不明晰，“包括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这些主流的新兴行业之间有着非常明显的交错。”

　　史陈骏认为，企业的布局更是能反映区域之间协同发展的趋势。“以航运物流企业举例，它不会区分香港、上海，或者大湾区、长三角，对于贸易物流来说，企业要生存要发展，一定是以网来取胜，网点布局越全越充分，那么它在全球的竞争力越强，也当然就不会局限于一处或一个区域。”

　　他认为，大型企业不管总部在哪里，它的业务在各个地方均有布局，“缺少任何一极的布局，对企业来说往往是有缺陷的。”而对新兴产业来说，产业链尤为重要，“包括集成电路在内的新兴产业的企业，可能成长初期会仅仅布局在一个地方，一旦成长壮大以后，它对于各个区域之间资源的相互调用是非常明显的。”在他看来，前述提到的江波龙是典型案例之一。

　　周翔则提到一点，香港和上海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重要的金融中心，也是主要的航运物流中心，“我想香港的主要的优势还是在于‘一国两制’下的制度优势，还有长期以来形成的金融体系、基础设施、专业人员众多，再加上跟国际的联系更深入。”但他强调，香港最大的优势还是在于“一国两制”带来的政策上的优势。

　　此外，他提到一点，“香港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地方，交通也四通八达，东西方的文化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很好的发展，目前在国际化方面还会领先一些。”

　　但从人才吸引来看，其个人的感受则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人才的竞争力上已经靠近香港，某些时候甚至超过香港。“比如说招收国际学者，包括每年的对于教职的招聘，我们已经在面临内地一些好的高校的竞争，我想这肯定也会延伸到其他行业。”

　　史陈骏也谈到人才吸引，“一方面人才是自由流动的，另外一方面人才也会有一些偏好，可能在哪里读书或者在哪里出生，可能对一些区域有一些偏好，也会根据业务的需要会有流动，但是这个流动也是非常良性的。”

　　尤其从高校人才来观察，史陈骏认为，此前大家普遍认为长三角超过珠三角，但从大湾区的角度来看，力量又非常均衡。“其实两个区域现在在教育方面，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科创潜力，都是旗鼓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