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0亿“专网通信”骗局》，揭示了一个在A股隐蔽运行长达7年、至少13家上市公司卷入、累计金额超过900亿元的融资性贸易网络，堪称“A股史上最大资金骗局”。

　　在该网络中，上市公司以“专网通信业务”为幌子，将资金以预付货款的方式流向供应商，若干时间后，供应商或其隐性关联方，再通过下游客户以销售回款的方式回流上市公司，形成业务虚构。

　　卷入其中的公司中，多数历年年报均未披露前五大客户、供应商、预付款对象的名称。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在回复问询函时，才被迫补充披露相关信息。

　　由此可见，在客户和供应商名称上的信息隐匿，大幅降低了上市公司的违规造假成本。

　　上下游信息透明度亟待提升

　　在“自愿”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回避披露上下游明细信息，导致披露透明度大幅下降，监管是否应该强调“强制披露”？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汤欣接受

　　上市公司之所以回避披露，最大的理由是“保护商业秘密”，意味着商业机密保护与信息披露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冲突的。何捷表示：“强制披露往往增加了股东福利，但会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福利，因此取决于我们在不同情形下看重何种福利。我们的一些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年报中的供应商和客户信息披露为资本市场提供了信息增量，具有比较积极的效果。”

　　在一些市场人士看来，“保护商业秘密”一说略显牵强。基石资本杨胜君认为，因为信息披露而影响到企业经营，这种情况应该只是少数，“如果公司经营因为上下游信息披露而受到严重影响，只能说明公司业务的壁垒不高，竞争对手比较容易切进来”。企业要做的是从根本上提升竞争力，进而提升自身行业地位和在产业链中的话语权，而不是归咎于信息披露。

　　上海汉联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宋一欣说：“信息披露不当会造成商业机密被泄露，但是商业机密的泄露不能怪罪于信息披露，信息披露有一个合理的范围，因为你是公众公司，必须要去披露，不能总说是商业机密，这样下去，公司的人头数都是商业机密。”

　　此外，

　　即使在当前鼓励披露的政策下，为提升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积极性、减少市场信息不对称，前五大客户和供应商披露细则仍有改进空间。

　　美国证监会强制要求上市公司披露销售收入占比超过10%的客户销售额以及客户名称，特殊情况下可申请豁免。而中国2021年修订的披露准则中，将强制披露的门槛定在了单一客户或供应商占比50%，相比之下，这一标准显得宽松。

　　张益凡表示，可以通过增加自愿披露的上市公司正向收益的方式，实现“鼓励披露”的效果，例如对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内容设立打分机制，信息披露透明度高、质量高的给予高分，并将分数作为公司申请再融资等事项的一项参考，将“鼓励”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