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经济亟待复苏提振的现状，金融科技如何发挥作用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有哪些政策工具可以帮助金融科技更好赋能实体经济？金融科技应用实效如何改进空间在哪，能为更普遍场景的金融科技运用提供哪些经验？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朱太辉认为，监管政策助力金融科技发展，供应链金融成发展新重点。与此同时，金融科技监管政策加速补短板，“三维框架”也越来越清晰：“金融的归持牌监管，科技的归外包监管，数据的归征信监管”。在本轮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中，货币金融政策占据大头，也更加强调金融科技的赋能作用。长远来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要实现“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而金融科技推动的数字化供应链金融发展，服务是实现“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的有效路径。

　　第一，要发挥好金融科技和长尾客户、普惠客户群体的密切接触优势，特别是它和电商紧密的连接，准确地定位受疫情影响的这些个体，把国家对受困的行业和个体的纾困政策精准地落实到位，保住这些非常微观的毛细血管主体，保住就业，使得中国和长三角地区经济能够更好地复工复产，能够顺畅地进行良性循环。

　　第二，金融科技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在方向和重要的战略领域，可以适当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一些金融科技企业，在当前困难时期，在当前数字经济建设关键节点上，可以适度加快对于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对稳住我国现在的投资，特别是对于具有网络性、能够带动产业升级的基础设施的有效投资，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三，在消费领域，金融科技在过去一些实践中也做了非常多的贡献，这次在这方面也可以继续再发挥它的作用，比如长三角各个地方的当地消费券，如何更好地结合消费券，结合金融科技的增信、消费信贷等机制和机构，来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的平稳复苏。

　　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提出，健康金融科技生态应具备相对开放、多元化、智能融合三个重要特征，在长三角地区以及整个国家层面的金融科技生态发展问题上，需要关注“5+1”个方向，即基础、技术、业务、客户和监管五个层面，以及由政策规则，伦理文化等非正式制度构成的环境要素，具体来看：

　　一是基础层面。这与支付结算、征信系统、数据等基础设施建设密切相关；对于未来承载其上的金融科技生态以及金融科技产业成长来说，基础设施投入非常有价值且大有可为。二是技术层面。金融领域所应用的前沿技术具有特殊性，目前在应用中仍然存在挑战，未来应多关注技术+金融真正能够应用的领域，与具体业务场景相结合，真正为社会创造价值。三是业务层面。如何摆脱技术和业务“两张皮”，解决金融科技创新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问题，需要地方政府平台，以及会计、审计、评估评级等中介服务多方主体的配合与支撑。四是客户层面。要根据长三角地区企业和居民的共性与特性，对金融科技要素，政策做差异性布局。五是监管层面。应着重考虑地区与中央监管部门的协调配合，解决地区差异性新型金融风险等问题。此外，在环境要素方面，应提升政策透明度、协调性和确定性，完善人才教育、培训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