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自己拍摄的照片却被告”后，摄影师戴建峰起诉视觉中国，再次引发公众对代理维权的关注，有人说这次视觉中国“维权踢到铁板”了。

　　舆情沸腾背后，折射了大众对“过度维权”的愤怒。诚然，正当维权主张自身合法权益，天经地义，对于提高大众意识有着积极意义，但近年也出现了一些钓鱼维权、碰瓷维权的滥诉行为，占用了大量司法资源，拖累了司法效率，引发公众反感。业界呼吁，应多方合力规范市场，遇到滥诉，被告应积极反诉，净化行业生态。

　　“钓鱼维权”套路深

　　两张高度相似的摄影作品，分属两个著作权人，其中一张借助央媒的流量广为传播，另一张则用来发起海量诉讼获利，这是“钓鱼维权”的套路之一。

　　王江（化名）是某传媒机构部的员工，前不久，他收到了东莞某知识产权服务公司的起诉状，称他所在的媒体

　　与王江有交流的另一家传媒机构近期也收到了法院传票，经历大致相同：都是因为了央媒的，都因内文中的摄影作品；都不是

　　为什么会出现两张相似的？随着调查的深入，一种在和摄影作品诉讼中流行的“钓鱼维权”套路逐渐清晰。

　　第一步，钓鱼者监测并锁定大型央媒发布过的。大型媒体平台拥有强大的传播力，发布过的经常被地方媒体、自媒体以及其他商业主体或者引用。钓鱼者以此为“鱼塘”养鱼，通过长期定向的监测，掌握大量的涉线索。

　　第二步，根据涉线索，找到的原

　　第三步，以假乱真，发起诉讼，通过判决或者和解赔偿、销售来实现“钓鱼”变现。

　　显然，王江和很多同行都遭遇了钓鱼。“若是不是发现（相似）这个瑕疵，咱们很可能被套路。”一家传媒机构人士表示。

　　央媒、大型媒体为钓鱼者提供了绝佳的“鱼塘”，除此之外，互联网上一些“免费”的素材网站，也暗藏“钓鱼”——使用者在下载的瞬间，已经被记录。

　　“在这里，有人负责钓鱼，有人负责买图，有人负责维权，有一条分工明确的流水线。”一位摄影师对证券时报

　　维权，还是碰瓷？

　　作为一家较为知名的传媒机构，近年王江所在公司已经十分注重的授权使用，但每年还会收到一些律师函、诉状。这些起诉书中，哪些是真正代表著作权人主张权利的正常维权，哪些是不具备维权资格的主体在碰瓷？为了甄别这些“李逵”，王江常需要审核每一份起诉材料，让对方反复补充证据，为此投入不少精力。

　　相比被告的被动和忙乱，原告的工作则是标准化、批量化。

　　以前述东莞公司为例，天眼查显示，该公司2022年刚成立，注册资本10万元，作为原告，该公司已有68条涉诉资讯，大多数以“侵害作品资讯网络传播权”为案由；北京某影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曾以类似案由起诉他人或公司超过1万次；北京某创意有限公司，以同类案由起诉他人或公司超5000次。

　　近期戴建峰与视觉中国的纠纷让代理维权再次引发关注。其中的核心争议便是，维权主体所获得的著作权的授权转让链条是否清晰？代理维权公司是否是合格的维权主体？是否存在扩大维权范围、碰瓷式维权的情况？

　　代理维权本身并无不妥，但若是代理方所拥有的授权文件存在瑕疵，便涉嫌“碰瓷”了。尤其是针对相似进行的“张冠李戴”式维权，被告不易发现其中玄妙，碰瓷则更容易得逞。

　　为什么摄影作品、领域成为了和维权乱象的高发地带？

　　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律师李丝芮告诉证券时报

　　她说：“实践中，著作权人可能出现仅转让某一项或者几项权利的情况，导致授权的种类非常复杂。原告到底是不是相关权利的全部者、是不是合格的起诉主体，均要看合同具体约定；若是发生多次转让的，还要追溯前面的转让合同，只有每一次转让轨迹都足够清晰，才能判断谁是合格的维权主体。”

　　在复杂的授权关系背后，维权公司打着著作权人的名义，擅自扩大维权范围，甚至用碰瓷式维权来讹诈作品使用方的情况时有发生。

　　维权产业里的

　　“天价”

　　3张照片，17万元成交。2021年9月，余静（化名）从某交易中心购买了上述，并获得了发票。

　　这3张摄影，内容是城市高楼建筑和水果，表面看起来并无特殊拍摄难度和不同凡响的艺术独创性，为何能卖出“天价”？

　　“不值钱，被的才值钱。”上述摄影师对

　　购图后一周，余静将这3张的经营管理及维权事宜委托给了湖南某文化传媒集团。4个月后，这3张出现在了该公司对全国各地“者”的起诉书中。

　　某从事维权监测的人士解释了“搞头”的内涵：的价格并非只看的销售收益，更重要的是维权收益。是否被广泛传播，找对象的难易程度，公司体量的大小，维权后获得赔偿所耗费的时长等等，均是判断价值的重要因素。

　　据证券时报

　　证券时报

　　除了全风险代理，还有半风险代理和零风险代理。知识产权服务公司最大的成本是支付给律所的费用。

　　不管采用哪种模式，原

　　过度挤占司法资源

　　起诉是变现的重要环节。在批量化的起诉之下，司法资源被著作权纠纷案件大量占据。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数据显示，该院今年前9个月新收的案件，有40%为“网络著作权、邻接权纠纷”。

　　前些年的情况更严重。北京互联网法院自2018年9月9日建院至2020年6月30日，共计受理案件6.45万件，其中著作权案件占比77%，而涉类著作权案件在全部著作权案件中的占比超过一半。

　　该院在实践中发现，多个权利人针对同一分别主张权利、原告并非权利人却主张权利、被告已获得授权却仍被起诉等情况时有发生。在具体案件中，被告对原告起诉资格提出质疑的答辩理由出现频次最高，占案件总量的19%。在该院问卷调查中，50%的使用人表示对权利人是否享有权利不信任。这些现象都说明，类案件确实经常存在权利

　　案件多以撤诉了结。

　　诚然，正当的维权天经地义，但若是以维权为工具来获取不正当利益，让司法救济成为某些机构的牟利手段，“维权”便变了味。

　　针对滥诉行为，广州互联网法院在相关报告中表示，应重点审查作品权属授权链条是否完整、内容是否明晰、证据是否真实，规范权利流转，坚决打击利用诉讼进行投机性牟利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