券商中国记者采访了解到，取消强制评级对于一些投研能力强的机构冲击有限。在过去几年信用分层不明显的背景下，很多机构早已在内部加强了信用债的研究，投资决策上也以内部研究为主。但是，政策变化也对一些内部研究能力不足的机构提出了很大挑战，不少机构已经在逐步调整内部的风控体系，一线投研人员也承担了更大的压力。

　　刘暮菡认为，取消强制评级要求是推进债券注册制的重要一环，对债券市场以及评级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有较大的正面促进作用。一方面，有助于减少对信用评级结果的不合理使用，促使信用评级回归信用风险发现和预警的本源；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更多发行人进入信用债市场。

　　“对于高资质主体而言，在后续发债时可能会因较高的市场认可度而选择不评级；对于中低资质主体而言，即便是取消了强制评级要求，在后续发债时大概率仍会选择评级，以更大程度上消除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取得投资者的信任，进而最终实现顺利融资。”中证鹏元研发高级董事袁荃荃对券商中国记者表示。

　　“最近几年，我们一直在加强内部的信用研究团队建设，投资也是以内部的研究为主导。”上海一家券商资管人士对券商中国记者表示，当然取消强制评级仍会对投研产生影响，比如今年以来，该公司把一些区域信用债的入库标准提升到了AAA级，一些优质企业如果发行过程中选择不评级，就需要把这些债券“手工入库”。

　　“我们做交易还是比较依赖评级，外部的研究报告和评级报告是我们初步筛选信用债标的的重要方式。”王生表示，目前该公司并没有完善的信用研究团队，部门仅有的一些研究人员也只能对重点标的进行覆盖，深入研究很难实现。

　　“对于债券投资者来说，失去了外部评级的参考，必然对内部评级体系提出更高要求。取消外部评级会加大投资者的信息获取和处理成本，有可能会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不恰当的投资决策。”袁荃荃表示，事实上，外评评级分析师通过现场调研和访谈能获得较为全面的一手资料，同时能更深入地了解发行主体的优劣势和潜在风险，在此基础上撰写的评级报告无疑具备很大的信息价值。尽管外部评级在风险揭示的及时性上有不足，但不可否认其仍然为投资者提供了认识发行主体的有效渠道。

　　因此，新政后，投资者群体普遍将面临信息成本加大的挑战，尤其是对于投研能力一般、尚未建立完善内评体系的中小型投资机构而言，其本身对外部评级的依赖度就很高，取消外部评级要求后所面临的挑战更大，困难更多。

　　刘暮菡也表示，从取消强制评级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来看，未来几年将是评级市场需求的重塑期，评级机构转型期和洗牌期。随着评级行业发展逐步由“监管驱动”向“市场驱动”转变，短期来看评级机构可能在收入、评级技术改进等方面都有一定压力。

　　“但有压力才有动力，未来随着相关政策的落地，以及各项配套指引的完善，评级机构的生存发展更取决于投资人的认可，会更加重视‘声誉机制’，这有助于整个行业更加重视评级质量和产品服务，形成良性的行业竞争，推动评级行业在评级方法、模型等方面的不断完善，更好的发挥风险揭示及定价功能，满足资本市场信用服务新需求，从而推动信用评级行业健康发展。”刘暮菡表示。

　　刘暮菡认为，新的发展环境对于评级机构多方面的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刘暮菡举例说，评级技术方面，要进一步加快评级技术体系的改进，切实有效提高评级结果区分度。进一步加强信息化建设，提升评级预警能力。

　　袁荃荃也认为，未来评级机构需要全方面加强和完善自身，包括：强化合规建设，提升自身评级独立性；加强评级技术研发投入，不断提高评级技术；加大科技化投入，提升预警能力；完善公司治理与管理、人才培养与激励等方面的制度建设。

　　“从长远来看，如果评级行业能够借此不断提升内控合规水平，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投入，提升评级水平，增强评级质量，重塑市场秩序，进而最终提高评级行业的整体公信力，市场对评级的需求还是比较强。”袁荃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