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经许可剪辑影视剧的“剪刀手”“搬运工”频频出现，一些短平台成为互联网领域的“高发地”，大量热门影视作品则成为被的“重灾区”。

　　在11日由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办、陕西省法学会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法学研究会协办的“短平台法律责任”线上学术研讨会上，多位法学专家聚焦破解短难题，从三方面支招。

　　来自北京互联网法院的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1年，该院共受理涉短著作权纠纷案件分别为540件、729件、1284件。被诉行为以型为主，包括“切条”长、搬运短、添加背景音乐等。

　　进一步分析案例案情，其中一些短平台通常以“内容是用户上传的”为由进行辩护，标榜“技术中立”，并称平台尽到“通知—删除”义务，从而利用“避风港原则”逃避责任。

　　但在与会的法学专家看来，基于目前已达到的技术条件，这一说法已然站不住脚。“在现有技术发展下，‘避风港规则’已经滞后了，如果依然用‘没有能力’‘技术不能’等借口来逃避责任义务，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张楚说。

　　张楚进一步指出，现在人工智能的技术已经具备较高水平，短平台可以通过、音频、关键词、图形结构等方式进行平台内容的检测，“对于短平台的责任认定，要看其是‘不能’还是‘不为’。如果仍然存在大量内容，这不是‘不能’，而是‘不为’”。

　　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理事卢海君也有相同看法。他说，根据利益平衡原则、现有的技术条件及现实发展下，已经由被动的“通知—删除”规则过渡到增加平台主体责任的阶段。

　　“当大量行为发生时，平台自称尽到了应尽的责任是说不通的。平台应当履行过滤、删除等事先审查等必要措施，否则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卢海君说。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陈兵表示，短平台不能以简单的“技术中立”“避风港规则”为由减免其应尽的尽职义务。他同时提醒，要防止“技术中立”成为平台运行算法中规避责任的理由，导致算法技术被误用甚至被滥用。

　　近年来，有关《扫黑风暴》《延禧攻略》《云南虫谷》等热播影视作品被屡屡见诸报端。不少业内人士反映，对于短平台更易实施、更隐蔽、更复杂的特点，权利人普遍遭遇“举证难、赔偿低、成本高、周期长”的维权难题。

　　这场学术研讨会也注意到“创

　　事实上，官方多次明确“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大幅提高成本”，并通过修订著作权法、出台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司法解释等，加大对侵犯著作权行为的惩处和追责力度。

　　不过，有法学专家注意到司法实践中“在损害赔偿的司法确定中，专利、商标与著作权各领域的发展不平衡”。全国审判业务专家、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原资深法官宋健举例说，在游戏作品领域已有几千万元人民币的赔偿数额，但在领域不仅判赔额普遍较低，且与长作品的高创作投入、高风险以及当前严格知识产权保护的大环境背景不匹配。

　　谈及短领域判赔额的确定，宋健认为，首先应当根据个案因素确定，并非一概高判，也更非一概低判。但总体趋势是提高判赔额，提高代价。“高价值的知识产权应当获得高判赔额，现象才能够得到有效制止。”他说。

　　法学专家同时着眼于强化知识产权的未来和根本。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提到的“避风港原则”，与会者认为，不能任其演变成部分短平台承担赔偿责任的挡箭牌。正如中国知识产权法研究会副会长、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曲三强所言，“避风港规则”本身不是一个免责的规则，而是如何取证的一种方法和手段。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李扬表示，随着法律发展，“通知—删除”规则已成为必要措施的规制，并且不能排除“内容过滤”等新的措施，建议及时修改《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使短平台等内容分发者建立事前“过滤机制”。

　　江苏省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原庭长姚兵兵表示，司法应当积极回应需求，调节判定中的注意义务标准。

　　姚兵兵还说，在考察各平台履行注意义务所采取的治理措施是否适当时，既要以其客观上所能达到的程度为限，也应要求平台本着诚实守信原则，采取符合其商业模式、体现其预见水平和控制能力的预防性措施，为包括短平台在内的行业健康发展提供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