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券市场在服务国家战略、引导金融脱虚向实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一带一路债、扶贫专项债、绿色债、碳中和债、乡村振兴债等均在不同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

　　总的来说，未来随着市场和监管的不断发展，券商等中介机构只有坚持差异化、特色化的路径才能取得持续发展。

　　澎湃新闻：目前，一些券商的债券承销费率仅为百万分之一，引发市场关注。你如何看待券商在一些业务上进行“地板价”揽活的现象？

　　孙超：这种低价揽活，很容易造成券商之间的恶性竞争。

　　具体而言，一方面，会给发行人尤其是优质发行人带来错觉。另一方面，则给债券执业质量带来了隐患，严重影响债券行业的健康发展。

　　不过，虽然部分券商确实会通过低价承销以提升业务规模和排名。但目前，交易商协会针对该现象已经着手进行了整治，如对相关券商进行处罚等，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

　　此外，近期中国证券协会发布了《公司债券承销报价内部约束指引》，旨在约束债券承销低价恶性竞争，并在新《证券公司公司债券业务执业能力评价办法(试行)》中增加“市场秩序维护情况”指标，相信这一现象能够得到一定改善。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当下证券公司的投行业务发展中，面临哪些痛点？大型券商和中型券商投行业务所面临痛点，是否有一定区别？

　　孙超：当下，随着新股发行注册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证券公司投行业务，一方面面临自身如何适应重大变革的挑战，另一方面也迎来了自身发展面对市场挑战的重大历史机遇。

　　整体来看，在现阶段投行特别是中等规模投行在发展中面临的最主要痛点有三方面：

　　一是投行自身业务的发展路径如何与注册制大背景下资本市场各主体的要求相契合，及时满足市场、监管、投资者对投行业务发展的不同客观要求。

　　投行作为资本市场基础产品的设计者，特别是在“科技强国”的客观要求下，首要任务就是提高从业人员的科技辨识度，把真正的具有科技化水平的投资标的输送到资本市场中。

　　二是投行如何切实做到“归位尽责”，提升内控水平、提高执业质量，成为资本市场的合格的“看门人”。

　　三是国内多数投行在价值发现、资本定价、股权撮合交易等方面的能力有待提高。

　　其中，无论大型证券公司还是中等规模投行，当下面临的市场痛点并没有本质区别。

　　澎湃新闻：对券商投行业务面临的痛点，你认为解决之道在哪里？大型券商和中型券商的路径是否相同？

　　孙超：总的来说，运用科技化手段，是当下帮助投行解决自身发展痛点的重要抓手。

　　首先，就行业来说，投行是以人为核心的，在如何管好人的行为、提升人的业务能力、强化内部风险控制、提高执业质量等方面，科技化都是非常有效的手段。

　　同时，投行业务的数据化是投行科技化的重要抓手，通过科技手段将传统业务数据、尽调结果、申报材料、底稿内容、行业分析进行全面数字化处理，既能够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又可以通过对重要数据节点的自动化分析与比对，将业务风险可视化并提高风险预警的自动化效率。

　　不过，就投行科技化而言，客观来讲，大型投行在持续的科技投入、人才培育上的确是具有一定的传统优势。

　　但是，也应看到，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近年来运用科技手段特别是科技理念完成弯道超车的证券公司并不在少数，如目前一些科技投入较高的证券公司的市值，已经超过传统龙头券商，这也证明了在互联网时代科技投入对券商行业发展的巨大作用。

　　而中等规模投行在拥抱时代变化、更新发展理念、调整发展战略等方面，较大型券商具有更为便捷的条件。可以说，科技的迭代更新正是中等规模投行迅速调整发展路径的时代机遇。

　　不过，客观地讲，在行业层面，就证券公司各业务条线来讲，投行的科技化相较于经纪、资管、投研等业务相对比较薄弱，不过发展空间也更大。

　　澎湃新闻：在券商业务同质化现象较为突出背景下，你如何看待投行业务的下一步发展？

　　孙超：债券业务方面，主要需要做三方面工作，一是拓宽客户群；二是丰富产品体系，如加快储备碳中和、乡村振兴、地方政府债及abs等产品；三是加快人才引进。

　　而股权业务方面，精品投行的两个能力必须强，一是行业能力，二是并购交易能力。因此，要强化行业属性，主动选择行业、深耕行业，做并购交易型投行。

　　更细分来讲的话，IPO业务方面，一方面，要为潜力企业提供IPO上市规划、论证工作，为拟IPO企业提供贴身式保荐承销服务。另一方面，要发掘IPO项目，导入投资机会，推动投资线发展。

　　再融资业务方面，则是为上市企业提供承销服务，对接产业基金、保险、QFII等投资者，助力企业融资发展。

　　并购重组业务上，是成为股东触角，一方面挖掘可并购项目。另一方面，股东有明确并购标的时，不仅要提供并购尽调服务，还要成为并购的“参谋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