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威尔认为，“持续一段时间的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包括提高就业和收入水平，改善和扩大就业机会，缩小经济差距，治愈过去的衰退对个人经济和个人福祉造成的根深蒂固的损害。目前，我们离这样的劳动力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疫情前，美国官方失业率降到了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性低位。整体工资涨幅比较温和，不足以成为通胀的担忧。低工资群体的工资涨幅更快，有助于缓和贫富分化。鲍威尔强调，这一强劲的劳动力市场是在经济持续扩张一段时间后才达成的。疫情前的这种强劲的劳动力市场状态，是鲍威尔为货币政策正常化设置的一个参照系，也是“实质性进一步进展”的内涵。

　　疫情后，高失业率、高就业缺口、低劳动参与率、低就业率和温和的工资涨幅，反映的都是劳动力市场的“松弛”或过剩状态，刻画的是供过于求的结构性矛盾。所以，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直到供求取得平衡便是题中之意了。但鲍威尔只描述了一半的事实。失业率、就业率或劳动参与率都是供给侧指标，从需求侧分析可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真实的劳动市场状态只有在供求的比较中才能得到，进而才能准确地判断工资通胀的压力。

　　2021年1月，即鲍威尔演讲前夕，美国的空缺岗位数达到了723万，首次超过疫情前的水平。经过一年多的上涨，在2022年3月劳动力市场最紧张的时候，空缺岗位数达到了1,185万，比疫情前高出485万。每名失业者对应的空缺岗位数约等于2，远远高于2020年2月的1.2，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之最。以就业人数和职位空缺数之和表示劳动力需求，以劳动力人数表示供给，在2022年3月峰值时，供求缺口达到了590万。

　　图1：疫情后美国劳动力的短缺

　　2022年3月以后，劳动力短缺的矛盾开始缓解，截至2022年6月，空缺岗位数下降到了1,070万，空缺倍数也下降到了1.8。供求缺口降到了479万。3-6月，劳动需求和供给都在下降，但需求下降的速度更快。在经济复苏阶段，劳动供给的低弹性和需求的高弹性导致了短缺。相反，在经济下行阶段也有助于缺口的收敛。

　　截至2022年7月底，美国16岁以上的总就业人数为1.58亿，相比2020年2月的缺口为58万；非农就业为1.56亿，缺口为24万；非农工资就业为1.47亿，缺口为84万；非农私人部门的就业为1.3亿，反而增加了63万。假如劳动供给充足，按照2020年2月的空缺倍数计算，2022年3月美国就业总数将达到1.63亿，大致相当于没有疫情冲击场景下的潜在水平，比线万。根据Domash &Summers的测算，2021年底美国大约有730万就业缺口，新冠引发的对于健康的担忧、移民限制、人口老龄化、提前退休、激励不足和强制性疫苗接种总共可解释其中的690万。

　　疫情前，供给或需求侧衡量的劳动力市场状态是一致的，但疫情之后出现了分歧。其实，将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指标画在一个坐标系中，就得到了贝弗里奇曲线。

　　经典贝弗里奇曲线，刻画的是空缺率和失业率的关系，斜率为负表明是失业率和空缺率是负相关关系，右下角的位置失业率高，空缺率低，表明劳动市场更松弛。反之，左上角表示劳动市场更紧张。在经济复苏或扩张过程中，劳动市场状态会从右下角向左上角移动。斜率的大小反映的是搜寻-匹配效率，斜率约小，效率越高——失业率的大幅下降不需要更多的空缺岗位。反之，斜率越大，效率越低——即使空缺岗位越来越多，失业率也难以下降。

　　贝弗里奇曲线还会移动，也反映的是搜寻与匹配效率的变化。曲线向外移动表示搜寻-匹配效率下降。实际上，供给侧和需求侧内部的指标是可以替换的，例如，用离职率代替空缺率，或用非就业率代替失业率，也能得到形状类似的贝弗里奇曲线）。

　　疫情后，贝弗里奇曲线大幅向外移动，表示同一失业率/就业率对应着更高的空缺率/离职率，或同一空缺率/离职率对应着更低的失业率/就业率，意味着企业招工难度或就业者保住工作的难度在增加。从离职率的上升来看，求职者的议价能力显著增强，所以更可能的情况是企业招工难度更高。究其原因，主要是疫情本身或疫情期间的救助措施弱化了就业意愿，与劳动供给不足的原因类似。

　　图2：疫情后贝弗里奇曲线月以来经济重启的过程中，美国劳动力市场状态沿着贝弗里奇曲线自右下角向左上角移动，供不应求的结构性矛盾持续加剧

　　从2022年3月以来的动态和美国经济基本面的变化来看，贝弗里奇曲线已经进入

　　从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说，以菲利普斯曲线为经验依据，当劳动力市场处于紧张状态时，工资就会上涨，进而传递到物价，从工资通胀变为消费价格通胀。从对工资的拟合与预测效果来看，失业率、空缺率或离职率比就业率等传统指标更优。如果综合考察对工资和物价通胀的预测效果，空缺率和离职率都比失业率等供给侧指标的效果更好。

　　因为，一方面，失业率没有考虑劳动力以外的潜在求职者，如那些丧失信心的工人——失业但没有积极找工作的人。随着经济扩张的持续和工资的上涨，他们会回到劳动力市场，从而使失业率对通胀的预警作用失效——高估了通胀压力。为了更准确地度量未被充分利用的劳动资源，可使用“非就业指数”——潜在就业人数的加权平均与16岁以上劳动人口的比例，权重考虑了不同潜在就业人口的就业转换率。截至2022年7月，NEI读数为7.5%，比2020年2月高0.1个百分点，比失业率高4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失业率也没有考虑雇佣劳动的边际成本，在这方面，空缺倍数是一个较好的代理变量。

　　截至2022年7月，25-54岁人口的就业规模为1.02亿，比疫情前高出34万，但就业率只有79.91%，比疫情前低0.5个百分点。如果按照疫情前的趋势计算，25-54岁人口的就业也存在较大缺口。按此标准，美国劳动市场仍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显然，这不符合事实。FOMC在2022年7月的会议纪要中也承认劳动力市场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但否认存在“工资-物价螺旋”。既然劳动严重供不应求，名义工资增速为何还是落后于物价增速，实际工资何时转为正增长？在通胀的下一步演绎当中，工资将扮演什么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