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列对我国经济状况描述正确的是(下列我国经济发展现状的表达)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一、 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
首先,国际环境依然不容乐观,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疲弱,还未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这给中国外贸出口带动很大影响。2014年5月,美国“国债”突破16.7万亿美元“债务上限”;10月,美国政府17年来首次停摆,美国国债存在违约风险,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必然要受影响。一些新兴经济体增速也有所放缓,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很多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采取的超常规财政刺激政策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我国的周边环境还很不稳定,存在诸多威胁。这些因素对中国经济必将产生许多外部压力,包括经济和政治等方面。
其次,内部体制出现障碍。中国能够快速发展到现在,依靠的主要发展模式是以吸引外资、廉价劳动力以及迎合外部需求的生产导向为基础的旧有模式。旧模式中的三个要素或称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把中国带到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上,但是现在这种模式潜力已基本耗尽。中国人口老龄化非常迅速,人口红利逐渐丧失,很快将迎来“刘易斯拐点”。2012年中国劳动力数量首次出现了减少,正以历史最快速度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转变。经济增速放缓,现有发展模式的所有弊病都达到了高峰。此外,资源不足、环境污染,严峻的生态形式也是个棘手的问题,使得一直支撑经济增长的体制内部出现了制度性疲劳和障碍。第三,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根据国际发展的经验,新兴市场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使原本良好的发展势头转变轨迹,就像掉入陷阱一样,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表现是上个世纪后半期若干拉美国家。2012年我国人均GDP已达6 100多美元,正处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艰难爬坡阶段。
二、 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良好,但长期的快速发展,积累和遗留的各种问题也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发展方式粗放落后,经济结构不合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发展是粗放的,缺少内涵、质量和效益,是不可持续的。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主要停留在粗放经营方式上,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传统发展模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发展不协调,导致资源严重缺乏。据有关方面测算,我国经济增长中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率占72%,依靠科技进步等促使要素效率提高的贡献率仅占28%,而发达国家后者占50%―70%。具体来看,其一,在经济效益方面,我国经济运行并没有从根本上克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痼疾;其二,在经济结构方面,产业结构的失调依然存在,农业基础薄弱,发展缺乏后劲,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等。
(2) 贫富差距过大。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分析,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表示收入差距相对合理。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达0.474,远远超过0.4的警戒线,是世界上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使社会财富过多地集中在少数高收入阶层手中。同时,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也都在扩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这些问题如果不进行调节,就使人们的不公平感增加,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社会矛盾就突出,这也是上世纪许多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
(3) 经济发展面临下行压力。中国经济以9.8%的速度持续增长了30多年,2012首次“破8”,为7.8%,预计2013年约为7.7%,发展速度继续放缓。过去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正进行宏观调控,日趋减缓;内需乏力仍是我国长期经济发展的顽疾。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支撑外贸出口高速增长的国际环境也在改变,使得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正在消减和逆转。目前,虽然国内经济仍保持较快增长,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繁荣的背后有太多的泡沫。
(4) 区域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梯度发展”政策,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导下,经过30多年的发展,迅速拉大了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2011年GDP最高的广东省为52 674亿元,约是西部10省GDP的总和,是最低的西藏(606亿元)的87倍,是中部江西(11 584亿元)的4.5倍,北部吉林(10 531亿元)的5倍。与此同时,中东部地区差距、南北差距、城乡差距也随之越来越大,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区域发展不平衡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障碍。
(5) 市场和资源环境有待改善。市场环境的好坏关乎经济的发展,也会影响社会稳定。近年来,我国食品、医疗事件频发,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从三聚氰胺、瘦肉精,到苏丹红、地沟油,形形色色的安全问题,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健康;假冒伪劣、社会欺诈现象依然十分突出;社会诚信和社会道德水平依然不高。这些不良的社会现象严重污染市场环境,也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信心,阻碍内需的发展。此外,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我国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现象严重,资源环境问题也日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高碳的能源结构使中国的发展处境极为不利,如果我国不能在低碳化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经济的增长空间将进一步被压缩。
三、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对策
面对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要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关键要破解转型升级、和谐发展、改革创新三大难题。以转型促发展,以和谐求稳定、以改革求出路。
(一) 转型升级促发展
当前,支撑中国经济发展30多年的旧模式已到临界点,转变发展方式是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开启“发展升级版”和“奇迹第二季”是新一届政府的紧迫任务。
首先要转变发展观念。发展是硬道理,“硬发展”没道理。要打造“中国升级版”必须走科学发展观的道路。要实现真正的国富民强,必须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改变一些政府官员唯GDP增长论英雄的观念,转变发展方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生活观念,正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经济社会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抛弃高消耗、重污染、低效益的传统发展模式,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其次,要以扩大内需为抓手。扩大内需是我国当前经济转型的战略基点和根本出路。由于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我国出口贸易已不能继续为宏观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力,扩大内需就成为当前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抓手,努力实现由出口拉动型经济向内需推动型经济转换。要努力保持消费与投资的动态平衡,实现消费和投资的双重拉动,从而增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扩大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众所周知,出口、投资、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在这“三驾马车”中最具实际意义的是消费。在出口乏力的条件下,投资和消费成为主导,但最根本的是消费拉动。没有消费,投资也缺乏动力源泉。当前,国内需求发展潜力巨大。中国有13亿多人口,有世界上最大数额的居民储蓄,截至2011年底,我国居民存款余额达到35.2万亿元,许多行业如教育、医疗、环保、能源、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供应短缺,这意味着在我国内需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促进城镇化发展是我国内需的一大源泉。经济学家迟福林指出:城镇化是支撑消费释放的最大潜力所在。城镇化率的不断上升,必然会带动人力资本、土地资源资本化等诸多潜力的进一步释放。城镇化不仅可以扩大投资,还能有效促进消费,并对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目前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约15亿,城镇化发展蕴涵的内需潜力十分巨大。[2]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到2020年,如果我国的城镇化率能达到60%,这将形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依托。
第三,以调整经济结构为重点。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打造中国升级版的主攻方向。要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支持企业在竞争中淘汰落后产能,积极落实支持小微型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切实改善小微型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的发展环境。
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是结构调整的重点方向。2012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446%,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53%左右的平均水平。加快服务业发展,不仅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也是减轻就业压力、改善民生的需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拓展服务业新领域,发展新业态,培育新热点。不断提高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引资、引智,加快提升服务产业竞争力。扩大开放合作,加大服务业招商力度,鼓励外资投向服务业基础设施和新兴服务业。对传统服务业的升级改造,提高服务业的层次,实现产业化、规模化、现代化。
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要特别注意去占领“微笑曲线”的两端。“微笑曲线”理论是台湾有“IT教父”之称的宏基总裁施正荣提出的。他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企业只有不断创新进取,向“微笑曲线”两端逐步发展,争取竞争的主动,才能扩大附加值及利润空间。因此,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重视产品研发、大力推动自主创新,走科技创新之路。
(二) 社会和谐求稳定
和谐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稳中求进”是当前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积累了许多难题和矛盾。迫切需要认真解决,以利再进。具体讲,和谐发展关键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 缩小贫富差距。要保持社会稳定、和谐,减少社会矛盾,就必须缩小贫富差距。要逐步调整收入分配体系,加大再分配调节。要大幅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大幅减少扶贫对象;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促进社会财富分配由“哑铃型”向“橄榄型”转变。逐步缩小贫富差距,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使全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2) 保障和改善民生。民生连着发展、连着公平、连着和谐。及时解决日益突出的民生问题,可以防止未来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隐患。要摆脱对GDP的崇拜,把经济发展从“以物为中心”过渡到“以人为中心”,把经济增长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结合起来,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要积极规范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广大群众的后顾之忧,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要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从而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改善市场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和平等享受的权利。紧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5] 要继续加大反腐力度,坚持不懈地与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反腐倡廉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
(4)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是保持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实施全国一盘棋战略,注重区域平衡和协调发展,逐步缩小东西部差距、南北差距和城乡差距。在进一步推动东部地区转型发展的同时,积极支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不断加大对边山老少穷地区经济扶持力度,继续实施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把先富带动后富落到实处。
(5) 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继续小平同志“韬光养晦”战略,紧紧扭住发展大方向,埋头苦干,科学发展。要以合作求发展,增强互利共赢,运用智慧和策略妥善解决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着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着力维护和平发展的大好形势。为保障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三) 深化改革是出路
中国当前再次来到十字路口,旧模式的潜力已基本耗尽,唯寄希望于新一轮改革。依靠改革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是新一代领导人施政的一个着力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志指出,改革是中国发展最大的“红利”。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刘艳提出改革是拉动中国经济的“第四架马车”,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崛起的初期靠的是技术革新和劳动成本优势,而真正的持续发展则要靠先进的制度和不断优化的社会经济规则。 以经济学家贾康为首的经济研究小组提出“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强调以推动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着力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实现“双创、双化、双减、双扩、双进、双到位” 的政策主张,为我国当前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当前,我国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全面深化改革要特别关注以下几方面。
一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既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又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快改革财税体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3]维护金融稳定。
二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是发展的永久动力,也是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关键。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3]要积极打造技术创新的公共,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政府应注重对具体产业领域自主创新的引导和扶持,大力培育具有高端技术的战略性和策略性产业。同时,把人力资本积累作为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重点任务,加快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政府应加大科技资金投入,积极构建完善的科研体系,从而占领未来技术的制高点。必须更加重视技术创新,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投资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三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5]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着力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6]。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继续着力扩大就业,带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完善人口社会管理制度,推动“农民工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继续创新农业发展方式,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建立城乡衔接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福利保障和就业等制度,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我国当前经济现状
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很特殊,既不同于90年代中期以前的严重通货膨胀,又不同于前几年的持续通货紧缩趋势。虽然去年以来消费品物价指数由负转正,投资品和部分生产资料价格涨势强劲,去年九、十月后物价上涨趋势较为明显,但消费品价格除粮食等农产品上涨较快外,其余比较疲弱,甚至还有下降。消费品物价指数总的看还在合理区间移动。当前我国虽然由于部分行业投资扩张较猛,引起部分物资如煤、电、油、运筹供应紧张,但我们的劳动力不紧张,失业率还在增长;资金不紧张。银行存差很大;生产能力不紧张,大部分特别是制造业、工业消费品能力宽松甚至过剩.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9—10%。现在实际增长率仅及潜在增长率的下限,未到上限。不过碰到的瓶颈制约应当引起重视,因为它影响发展的全局。从经济运行来看,当前既有局部过热,特别是投资过多的现象,又有在总体上供大于求,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前几年,我国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实质上是“从松”的经济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之所以讲稳健,实际上是放松银根的同时防范金融风险。现在通货紧缩趁势已经淡出,宏观调控政策应该由“从松”的政策转向“中性”政策。由“从松”转向“中性”,就是要求适度收紧。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度逐步减弱,方向正在调整转型。稳健的货币政策也要从紧一些,但不能太紧。所谓不能太紧,就是说不能像治理严重通货膨胀时采用约刹车手段。对一些消费热点和投资重点还要继续支持,还要支持扩大就业;但对过度的低水平重复投资要“削峰”,采取“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质上是要“双防”,既要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滋长,又要预防通货紧缩趋势重现。要坚持上下微调:松紧适度,这与中央提出的“稳定政策,适度调整”是一致的。
防止通货紧缩趋势,虽然目前并不紧迫,但还是要警惕其再现。从经济走向上看,从去年到今年是从通货紧缩趋势向通货膨胀趋势转化。因此,首先要挡住通胀苗头的压力,特别要注意控制投资的过度扩张。防止大起大落,关键是防止投资的大起。整体经济的大起大落,往往肇因于投资的过度扩张。投资扩张的规律首先是引起投资品需求的扩张,继而引起消费品需求的扩张,再进而引起生产能力和产品供应的扩张。故而物价走势的轨迹,也是投资品和生产资料先涨,消费品后涨;终而因供大于求导致双双下跌。我国本轮物价上涨趋势,也是上游产品价格涨幅高于下游产品。按照通例,下游最终消费品价格上涨滞后期约为半年到一年。但我国此轮物价上涨,上游产品能否顺畅将涨价传递到下游产品,与过去相比,受阻因素颇多。如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就业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社保教育等支出预期加大等导致消费倾向下降,关税减免,进口限制放宽取消,以及国际通缩尚未过去等等,最终消费需求受到上述种种限制影响,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难以向最终消费品传递。至于上游产品涨价能否通过成本推动最终消费涨价,未必尽然,主要原因是劳动工资。因为就业问题困难,涨不上去,通胀的一个核心机制即工资与物价的轮翻上涨,现在看不出有发生的迹象,所以现在离严重的通货膨胀还很远。在这种情势下,过一两年后,一些部门过度投资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而形成的生产能力过剩。会导致通缩压力。所以,对新一轮投资扩张造成的产能过度膨胀要密切注意。通过投资规模的适当控制,我们既能遏止因投资膨胀而导致的投资品价格领先上涨,防止通胀苗头滋长于先,又能抑止过度建设造成的产能过剩,防止通缩趋势再现于后,实现双防的目的。
现在宏观调控当局对于防止通货膨胀压力非常警惕,并为此采取了收缩货币信贷一系列措施,是非常必要的。今年货币供应增幅和新增贷款规模的安排均低于上年实际水平,有助于约束投资过度扩张,控制物价上涨趋势,使CPI同比增幅保持在3%左右。但亦不排除形势发展出现不可预计的不确定因素,显示出现有财政信贷政策调控力度不足,投资规模得不到有效控制,上游产品上涨趋势迅速向下游最终产品传递,引起通胀预期骤升,泡沫性需求(包括对资产的需求和产品的需求)爆发的现象,推动通胀升级。如果CPI升至5%以上。并持续数月、半年以上,在通胀加剧的情势下,则需考虑出台更加从严的调控措施,如大幅减少赤字国债,向上调整利率,进一步提高准备金率等手段,但这只是作参考的预想,且要有备用之具。目前至少在近期较少有现实的可能性。
现在让人比较放心的是,通货膨胀有益论的市场大大缩小了,大家提高了对防止通货膨胀的警惕。像在87年、88年通胀时期那样,有人郑重其事地把通货膨胀政策当作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在人民日报上公开推荐出来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像在93—95年通货膨胀时期那样有人推出“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不可怕,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才过瘾的主张,有人提倡有人响应的事情也不会再有了。这次出现通胀的苗头后,某些利益集团对通胀的期待,也只剩下了“怕冷不怕热”的微弱呼喊。但是社会上和政府宏观调控当局更多倾向于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理性的思考对策探讨,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经济运行:已经出现转机,但基础仍比较脆弱
持乐观态度的专家认为,目前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已经出现了“拐点”或“转机”。但他们认为,尽管如此,也应看到其基础仍很脆弱。基本根据是,今年第一季度我国国民经济增长8.1%,上半年增长8.2%,比去年同期加快0.6个百分点。这是国民经济增长连续7年下滑后的第一次明显抬头(参见图1)。支撑国民经济出现转机的条件主要是:上半年工业同比增长9.7%,农业增长1.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1%;出口增长38.3%、进口增长36.2%,顺差142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4亿美元;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10.1%,比去年同期增加3.7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止降趋稳,正增长0.1%,这也是连续两年负增长后第一次出现正增长。
持谨慎乐观态度的专家则认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态势进一步趋好,可以说是“亮点”开始增多,但还不能据此肯定已经形成了“拐点”。因为,按照经济周期波动的一般规律,所谓“拐点”,主要是指经济增长率连续几年下滑后,又连续几年上升,其中,回升的第一年可称为“拐点”,这是由下往上的拐点;下滑的第一年也可称为“拐点”,这是由上往下的拐点。因此,2000年是否是经济增长率由下往上的“拐点”,不仅要看2000年这一年经济增长率是否高于1999年,而且还要看随后的几年,即2001、2002年等是否能够一直保持经济增长率的稳定回升。由于目前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中央增发国债投资支撑的,社会投资或民间投资尚未有效启动,降低居民支出预期的问题尚未很好地解决,居民消费的回升尚不稳定,因此,今年至明后两年经济增长趋势还很难确定。从季度GDP增长率走势看,问题也还是不小。2000年第一季度为8.1%;上半年为8.2%;第三季度预计为7.2%;第四季度预计为7.4%;全年可能是7.5%左右。具有明显的“前高后低”(见图2)特征,这对明年、后年的经济增长也会产生较大影响。
当前有两个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一是如果社会投资或民间投资不能有效地启动,那么,单靠中央政府投资来支撑国民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是困难的。近几年来,我们一直想用中央投资“带动”社会投资或民间投资,但始终未能“带动”起来。实践证明,在体制转轨时期社会投资或民间投资有其特殊规律和特殊启动方式,单靠中央投资是“带动”不起来的,必须有相应的政策和制度推动,但目前这方面的推动,我们还是讨论得多,实际采取的行动少。二是如何通过降低居民支出预期来提高居民消费以及农民收入提高问题,均未得到有效解决。在这两个大轮子有效转动起来之前,整个国民经济增长是很难进入稳定增长轨道的。
财政政策:重点应放在支持结构调整、启动民间投资
从1998年春季中央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到现在,已经过去3年多了。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实践证明,这一政策确实起到了扩大内需、托住经济增长和稳定经济的作用。不管当前国民经济运行是否出现了拐点,都应当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因为,从根本上说,我国经济拐点的出现,最终将取决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其进程。目前我国告别的只是饥寒型向温饱型转变中的“短缺”,而在新兴消费领域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隐性短缺”。因此,支持结构调整仍然是财政政策的重点。
在当前情况下,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较低是不可避免的,不宜过分追求短期效应。财政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是合理的、必要的,尽管这类投资的周期较长、见效较慢、产业链条短、投资的短期拉动效应小,但其长期效应最终会反映出来。当然,也应明确,财政投资只能是面“起子”,关键还是启动民间投资。
从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的经验看,全社会保持15%左右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是比较合适的。从1997年到现在,投资增长率持续低于15%,1997年至199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率分别为8.8%、13.9%、5.8%,今年上半年虽有回升也仅为11%,其中非国有经济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则呈负增长态势。这种状况是与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大调整和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后劲的要求都是不相适应的。
造成民间投资需求不旺、投资增长率低的原因:一是市场需求不足,投资找不到热点;二是投资项目严重缺乏资本金,因而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支持;三是行业垄断对扩大民间投资仍是一个巨大障碍。
货币政策:要提高预防通胀的警惕性
第一,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结构出现倒置。1999年第三季度以后各季度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结构与1992年相比较,差距是显而易见的。M2增长率持续下降,M1和M0增长率持续上升,与1999年形成了明显反差。
第二,要提高预防通胀的警惕性。1999年我国货币流动性比率(M2/GDP)已达146%,目前还在继续扩大,已经超过了其它国家、特别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通胀压力明显上升。目前货币政策担负的目标过多,有的甚至互相矛盾。金融多样化、一体化的核心在于利率的市场化,利率双轨制、不同市场的回报率差距过大、资金不能在不同市场流动,妨碍了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
第三,企业资金出现严重的结构性紧缺。自1998年12月份以来,企业存款从32486.6亿元增加到今年上半年的40739.8亿元,增长了25.4%,高于同期的M2增长率。这表明,目前我国企业的资金紧缺已经是结构性紧缺,其中相当部分企业不是缺资金,而是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
第四,居民储蓄存款出现负增长率,但物价回升幅度并不稳定。今年上半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加了3486.7亿元,与去年同期的5804.7亿元相比,少增2318亿元。但居民储蓄减少后并未导致消费增加,居民消费价格虽然比去年同期增长0.1%,但相当不稳定。
第五,金融机构的“存差”(即存款大于贷款的数额)不断加大。1995年以后,各年存差数额分别为1995年3324.2亿元、1996年7418.4亿元、1997年7476.2亿元、1998年9173.8亿元、1999年15044.7亿元和2000年上半年22595.4亿元。造成存差持续扩大的原因不在于金融机构“惜贷”,而在于企业资产结构不良、资产质量不高,从而导致企业缺乏贷款能力。
完善宏观政策,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
第一,扩大内需仍是今后一个时期的基本任务,因此,还必须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三五年内不要改变。
第二,启用供给管理政策。一是清理不合理收费;二是财政提供技改贴息,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三是降低国有股持股比例,收回资金,用于重点领域投资,但不进入预算;四是按公共财政要求,界定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关系,把经营性事业推向市场;五是改革预算制度,实行政府采购和政府集中支付制度。
第三,将国债发行的年度审批法改为余额控制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确定一个国债发行余额上限,在这个范围内,财政部可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灵活调度,决定发行数量、时机与规模,事后报告。这样改有利于改变财政政策的滞后性,有利于长、中、短期国债的合理组合,有利于国库资金调度,有利于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提供调节工具。
第四,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目前居民储蓄率仍然较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传导机制不灵,迫切要求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在发展资本市场的过程中,还要调整我国金融资产结构,改变目前证券交易均纳入M2的管理办法,在M2之外设立M3。
第五,加快创业板市场建设和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基金建设,建立以资产抵押、现金流量和销售合同等为基础的贷款机制。简化贷款手续,提高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力度。运用项目融资、租赁融资、BOT等各种方式,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现状
我国发生经济危机
2004年的预言:我国会发生经济危机吗?
我国会发生经济危机吗?
关于经济危机,马克思说它的原因是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性之间的矛盾。从制度上讲,我国已经实行了私有制,因此,我国已经有经济危机存在的基础。从我国的经济实践来看。1978年的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26年了,这26年已经为我国出现经济危机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人的经济循环运动可以分解为产品的循环运动和货币的循环运动,产品的循环运动和货币的循环运动可以复合为经济循环运动。人类的产品循环运动,不管存在还是不存在所有制,它都一定存在的,因为人要生存,就必须有维持生存的产品,产品又是产品循环运动的动力,这个动力一方面让环境要素不断转换为产品,另一方面,使产品不断退化为环境要素(具体的理论在我的现实经济学里,下同)。与产品的循环运动不同,货币的循环运动是以所有制为基础的,没有所有制,就没有货币,更不会有货币的循环运动。
货币的循环运动一方面使影子货币不断转换为货币,另一方面,货币不断转换为影子货币。货币的职能有两个,一个是货币的基础职能,货币的基础职能是:货币是财富分配的工具。货币的另一个职能是衍生职能。
根据这些理论来分析我国现在的经济实践,其结论是:我国在5年内将发生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的破坏力,将超过文化大革命,这次经济危机发生后,人们会对我国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进行一次反思。那么为什么我国在5年内会发生经济危机?
一、我国经济危机出现的基础:市场经济。
必须指出的是,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水火不相容的。我国实行的市场经济不仅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更为糟糕的是,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市场经济使人没有了道德,也没有了诚信。人是靠道德和诚信粘合成社会的,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道德和诚信,这个社会将会出现生存灾难。有人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我不知道这些人所说的法制经济是什么法制经济。
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私有制,没有私有制,就没有市场经济。私有制的存在,为私有财产的存在提供了制度基础,这个基础是人积累财富的根据。想想看,没有私有制,我们怎么能够“积累财富”?人们通过什么来积累财富?是劳动吗?当然不是,如果是劳动积累财富,那些辛辛苦苦的工人、农民,他们为什么不会成富豪?是通过创造财富吗?当然不是,不然,那些创造财富的人为什么成不了富豪?
人们是靠市场来积累财富的,人们靠市场积累财富可以和创造财富无关,因为人们通过市场,可以合法地参加财富的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参加财富分配的人,完全可以不参加财富的创造或只参加少量的财富创造。比如,苹果生产商一年生产苹果10吨,当进行第一次分配时,生产商分得苹果10吨,工人分得货币3万元。工人用自己分配的货币对苹果进行第二次分配,如果苹果2元一斤,3万元可以分得苹果7。5吨。由于我们实行的是市场经济,某投机商通过各种手段从金融机构借得4万元,将10吨苹果全部买下,这时,市场的需求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投机需求,一部分是工人的实际需求。由于投机商的介入,工人无法从生产商那里分配苹果,他们只能到投机商这里来分配苹果,如果投机商每斤苹果卖3元,工人3万元就只能在投机商这里分到5吨苹果。这个例子是不是告诉我们:创造财富的人不拥有财富,而不创造财富的人拥有财富?
那么,为什么市场经济是我国即将来临的经济危机的基础?在前面我提到产品的循环运动和货币的循环运动。在没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的经济活动可以只有产品的循环运动,在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的经济活动必然可以分解为产品的循环运动和货币的循环运动。产品的循环运动由企业来完成,货币的循环运动由金融机构来完成。企业可以根据产品的循环运动构成产业链,产业链可以构成产业网,产业网和金融体系构成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金融机构可以根据货币的循环运动连成金融链,金融链可以连成金融网,金融网就是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是什么将生产要素粘合在一起的?是货币。没有货币,企业马上就会瓦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货币,一方面它可以是企业生产要素的粘合剂,另一方面是企业生产要素的分解剂。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现在在香港和国内两个市场拼命发股票的某家公司未来的命运就可以知道了。
二、我国经济危机出现的条件:两极分化。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货币一方面是生产要素的黏合剂,另一方面又是生产要素的分解剂。那么,在什么条件下,货币会成为生产要素(企业)的分解剂?这个条件就是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由于富人不创造相应的财富,所以,贫富两极分化的过程,一方面是产品市场极度繁荣的过程,另一方面是企业不断破产、不断产生的过程。
1、市场的极度繁荣。
我们现在的市场是极度的繁荣,什么都有卖。为什么会这样?这和我国的贫富两极分化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上面说过,货币是一种分配的手段,在一个没有投机经济的社会(见我写的《投机经济》),分配只有两次,一次是产品的生产,另一次是产品的分配。在一个投机经济的社会,分配有可能是10次,甚至20次。由于投机分子通过投机控制了货币,同时把产品的价格抬高(见前面的例子),真正有需要的人,就没有钱来买市场上的产品(马克思说的生产的相对过剩),这时,一方面有需要的人买不起产品,另一方面产品卖不出去,产品卖不出去不就被一天天地摆在市场上,你说市场能不极度繁荣吗?
富豪是怎么变富的?他们是通过投机变富的。富豪投机的领域很多,在产品市场,他们倒卖产品,在资本市场,他们资本运作,在不动产市场,他们哄抬价格。通过这些投机活动,他们控制了货币,使有真正需要的广大人民买不起产品,正是广大的人民买不起产品,才使产品市场极度繁荣。
2、企业不断破产、不断产生。
由于富豪控制了货币,一方面消费者买不起产品,另一方面企业卖不出产品。企业卖不出产品,企业不就要破产吗?可是,我们的企业有很多是国有企业,如果让国有企业破产,一方面,企业的管理人员要失去工作,另一方面企业的主管部门没有面子。当然,他们会说不让国有企业破产是为了工人的饭碗,其实,这是借口。值得一提的是:国有企业的破产,不是因为国有企业有问题,而是国有企业存在的环境市场经济有问题。要让国有企业不破产,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向银行借,另一个是向股票市场发股票。向银行借的结果是借出一大堆不良资产,另外,我国货币的供应和GDP比为2:1,而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比率为1:1,很有意思。向股民发行的结果是:一方面产生了一批资本运作的高手(严格地讲他们是搞关系的高手),另一方面产生一大批套牢的股民。
我国本来应该出现一大批破产的企业,可实际破产的数量没有那么多,这些企业,随着金融体系的变化和股票市场的变化,它们中的大多数,还是要在将来破产的,它们的破产为我国5年内的经济危机准备着条件。
投机份子有了货币以后,他们会有做“一番事业”的冲动,这时,新的企业会不断产生。投机分子做企业可不是传统意义的企业,他们会继续他们的资本运作把戏,直到我国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的那一天。
三、我国经济危机出现的征兆:我们的社会已经犯病
我们的社会已经犯病。那么我们的社会有那些病征?我们社会的病征是粘合社会的最基础的东西,如道德、诚信等已经被破坏。为了货币,人们可以做任何事情。社会犯病,是未来我国经济危机破坏力极强的根本原因。
四、我国经济危机的引子。
我国的经济危机会从货币的循环运动开始,由于货币的集中,一方面,企业没有足够的货币,它们要维持生产,只能通过融资,融资一方面产生不良资产,另一方面,使生产相对过剩。另一方面,消费者没有足够的货币,造成市场的虚假繁荣。当不良资产使金融机构破产时,金融链会断裂,金融链的断裂会导致金融网的破裂,金融网的破裂,将会使货币的循环运动发生障碍,进而影响产品的循环运动。
我国经济危机的引子还可能来自于我国的体制。有的政府部门,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根据错误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扩大投资。投资的扩大,一方面会增加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会增加影子货币转换为货币的速度和规模,当政府投资的项目不能回收货币时,这些投资首先会影响货币的循环运动,接着就是产品的循环运动。
我们已经处在经济危机的火山口上,那么,我们的经济危机可不可以避免?如果我们要避免经济危机,我们首先要放弃的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有积极的一面,它可以利用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来发展经济,但市场经济的破坏作用是巨大的,它不仅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要减少经济活动中的投机活动,投机活动能够控制住,贫富差距自然可以缩小,那种试图通过增加就业来缩小贫富差距的想法是错误的,两极分化的根源一是私有制,二是投机活动。
建立正确的经济学体系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人的经济活动。经济学的任务是协调人与人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要管理人的经济活动。管理人的经济活动的基础是描述人的经济活动。只有正确地描述人的经济活动才能管理人的经济活动,西方经济学是错误的,它的错误不仅在于它的逻辑起点,也在于它的逻辑体系。如果我们还迷信西方经济学那些东西,它带给我们的只能是灾难,因为我们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就是市场经济实践的结果。
注:社科院2004年的网页曾介绍这篇文章: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在什么阶段
1、目前我国经济运行所处的大背景是“三期叠加”的阶段:
首先是经济增长速度处在换档期,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换为中、高速增长;
第二个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短期内化解过剩产能、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可能有些痛苦;
第三个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尤其是2008、2009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曾经实施的宏观政策刺激的效果需要消化。
2、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拓展资料:
一、中国经济发展情况
1、从1953年到2010年,中国已陆续完成十一个“五年规划”,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而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则使中国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
2、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稳步高速增长。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宏观调控体系日趋完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经济增长方式逐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3、2012年1—9月份,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已经回落到7.7%。相较于中国过去30年接近10%的增长速度,十一五期间更是接近11.2%的增长速度。因此在10%或者8%以下,显然是经济增长变缓。另外,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各种宏观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开始变缓。
二、中国经济发展现状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现状社会主义经济从本质上说要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经济发展建立先进的物质技术基础,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途径,经济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强国富民的物质保证。
是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经济发展并在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条件。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木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