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程中的北京奔驰

　　文东篱

　　中国市场继续成为各家外资车企的救命稻草。

　　近日，戴姆勒公司欲增持北京奔驰股份的消息广泛流传。有媒体报道称，戴姆勒希望跟北汽重启谈判，想要将前者在北京奔驰的股比从49%提升至65%。

　　对此，戴姆勒德国总部对HD汽车商业周刊表示，公司对此事不予发表评论。

　　早在近两年前，同为德国车企的宝马已增持华晨宝马的股份至75%。大众汽车也在今年上半年如愿以偿，成功持有75%的江淮大众股权。如今德系三强，只剩戴姆勒尚未突破曾经的股比限制。

　　频繁变动的北奔股比

　　目前，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汽股份，、戴姆勒股份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51%、38.665%和10.335%股份，即北汽股份和戴姆勒的股比为51：49。

　　北京奔驰最早可以追溯到北京吉普的时代。1984年正式成立的北京吉普是中国第一家合资车企，当时北京汽车制造厂和美国汽车公司（AMC）的股权比例分别是68.65%和31.35%。合同规定，美方有权增加投资。

　　1990年，收购了AMC的克莱斯勒追加投资，将其在北京吉普的股权提高到38.25%。

　　此后，北京吉普在1995年的销量达到8.2万辆，迎来短暂的高峰，但之后并没有如预期般登上10万辆的台阶，1996年开始销量逐年下跌，到1999年，年销量下滑到了2.1万辆。

　　世纪之交，北京吉普的情况也没有好转，戴姆勒开始入局。

　　1998年，戴姆勒-奔驰斥资383.3亿美元兼并克莱斯勒，并组建戴姆勒·克莱斯勒（简称“戴·克”），同时布局进入中国。

　　2001年3月，北汽、戴·克以及戴·克中国三方在美国签订延长30年的合资合同，股本比例调整为57.6%、31.85%和10.55%。

　　2004年10月，股比再次发生变化，中外方（外方仍是上述两家）股比变成了50:50。

　　2005年8月8日，北京奔驰-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北京吉普告别历史舞台。

　　随着戴姆勒和克莱斯勒的拆分，2010年1月26日，合资公司再次改名，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诞生。

　　然而，北京奔驰股权变动的脚步并没有停下。2013年11月，北汽集团与戴姆勒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北汽股份对北京奔驰持股比例增加到51%，外方持股49%。同时，在这个被称为“北戴合”的项目中，戴姆勒于同年收购北汽集团旗下上市公司北京汽车股份，持股比例为9.55%。

　　这是一个交叉持股协议，戴姆勒的直接和间接持股其实已经突破50%的上限，但为规避这一风险而需要进行的北汽持股戴姆勒却迟迟没有消息。

　　按照官方说法，北汽持股戴姆勒的计划在2015年已经启动，但由于要寻找合适时机，加上国资审批流程等因素，这家中国车企花了6年时间才实现当初的梦想。

　　2019年7月23日，北汽集团宣布投资戴姆勒，获得其5%的股份，包括2.48%的直接持股，以及获得额外等同于2.52%股份投票权的权利。

　　“不要把目光放在制造环节的股比问题上，对两大企业来说，双方通过交叉持股，在真正意义上形成了一种长远的战略合作关系，搭建了持久稳固的合作构架。”时任北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和谊对媒体透露，他们持股戴姆勒也是对未来合资股比开放的前瞻布局。

　　难以阻挡的开放进程

　　突破股比限制，不仅要靠汽车公司的努力，也要考虑到改革历史的进程。

　　中国的汽车股比的限制始于1984年，与北京吉普成立同年，但是这个股比却是根据另一家合资企业提出的方案为基础。

　　当时中国首家轿车中外合资企业上海大众提出中外双方50∶50的股份比例，这个不成文的规矩一度成为外资车企们难以突破的红线的股比红线年颁布实施的汽车工业产业政策，明确规定了在中外合资企业里中方的股份比例不得低于50％。

　　这在中国汽车产业的起步阶段起到了关键的保护作用，许多国内车企在与国外车企的合作中一定程度培育起了自己的设计、研发和制造等能力。

　　不过，温室很难培养出能顶着烈日绽放的花朵。

　　股比限制也让部分参与合资的中国汽车企业习惯躺着挣钱，忽视对自主品牌进行研发投入，竞争力持续下降。另一方面，吉利、长城、比亚迪等几乎没有合资品牌的中国企业更有忧患意识，愿意在研发、制造和创新上持续大手笔投入，不断向上突破。

　　“在一定发展基础上，只有开放才能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倒逼企业创新。”2018年4月17日，国家发改委如是表态。

　　当日，发改委正式宣布，中国汽车行业将分类型实行过渡期开放，并明确给出了时间表：2018年取消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2020年取消商用车外资股比限制；2022年取消乘用车外资股比限制，同时取消合资企业不超过两家的限制。通过5年过渡期，汽车行业将全部取消限制。

　　早在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商务部表态称放宽汽车等一般制造业的外资准入，包括股比限制。

　　消息一出，反弹不小，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和国有汽车企业大多反对放开股比。时任中汽协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扬直言：“汽车不能放！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对国民经济的转型升级和中国梦的实现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中汽协曾上书中央，呼吁不要放开股比限制。

　　但开放是大势所趋，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兴起带来了新的推动力。2017年8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国务院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指出推进新能源汽车制造等12个领域的对外开放。

　　时任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在解读此通知表示，在专用车和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将放宽外资准入，改变外资股比不能超过50%的限制。

　　2018年4月10日，国家最高领导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表示，要尽快放宽外资股比限制，特别是汽车行业的外资限制。

　　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市场的中国已走到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路口，国家高层领导的表态加速了政策的出台。一周后，国家发改委就宣布前述开放时间表。

　　很快，第一家突破股比限制的合资车企诞生了。

　　2018年10月11日，宝马集团宣布计划收购华晨宝马25%的股权，次年1月18日，华晨汽车批准股权出售，宝马在合资公司的股比达到75%。

　　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其他车企便放下了包袱。

　　去年3月的大众汽车年会，大众汽车集团CEO赫伯特·迪斯提了期待的时间点，“我们期待在2019年末或2020年初，能与中国合作伙伴共同为大家宣布大众汽车集团未来在中国的发展之路。”

　　但这次表态遭到了强势国内车企的反击，上汽集团发布声明称，上汽集团未与大众汽车集团就“调整股比”一事进行过磋商，大众汽车集团也未正式向上汽集团提出过讨论调整股比的计划。

　　最后的突破口来自新的伙伴——江淮大众。

　　2020年5月底，大众汽车集团宣布将投资10亿欧元，获得江淮汽车50%的股份，同时增持江淮大众股份至75%。

　　其实从2018开始，曾屡次传出戴姆勒希望增持北京奔驰的消息，但始终没有落地。

　　北汽换帅的微妙时刻

　　8月底，戴姆勒希望重启北京奔驰增持谈判的消息传出，不会是空穴来风。

　　汽车行业变革叠加疫情影响，戴姆勒的营收和利润表现都不理想。财报显示，戴姆勒2020年第二季度销量同比下滑34%，营收下降29%，净亏损扩大至19亿欧元。

　　公司需要节流，裁员不得不进行。据媒体报道，在2019年万人裁员计划的基础上，戴姆勒将进一步扩大裁员规模。

　　同样重要的是“开源”。今年第二季度，中国是戴姆勒唯一一个实现营收同比增长的市场。如果能够提升北京奔驰的持股比例，奔驰一定不会错过这一机会。

　　“戴姆勒全球表现不佳，中国市场是最大亮点，增持股比意味着直接增加利润。”某咨询公司汽车分析师对HD汽车商业周刊表示。奔驰的产品力和品牌形象一直拉着北汽在跑，戴姆勒有一定的谈判底气。

　　而北汽集团的高层调整对戴姆勒来说或许是一个机会窗口。

　　今年7月31日，北汽集团宣布63岁的徐和谊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该职位由原北京金隅集团（股份）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姜德义接任。

　　空降一个非汽车行业的一把手，北汽集团需要经历一波调整和适应，戴姆勒如果真的选择此时开启增持北京奔驰的谈判无可厚非。

　　北汽的另一个合作伙伴——现代汽车其实也表露出类似的想法。

　　“现代汽车的在华发展，并不能完全依托于合资公司的现有模式。”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销售革新室室长辛宗昊在今年下半年表示。

　　根据现代的规划，现代及起亚的品牌运营将主要由现代汽车中国总部负责，两家合资公司将更侧重于销售方面的工作。

　　这家韩国车企的表态和做法被一些专家解读为“现代在为今后的股比放开做准备”。

　　8月14日，履新北汽集团不久的姜德义调研北京现代时表示，“中韩股东双方要加强沟通，形成北京现代发展共识，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在北京现代需要凝聚共识的时候，传出戴姆勒想要增持股比的消息，对姜德义来说并不是一个那么好的消息。

　　不过，戴姆勒并没有证实增持股比的传言，HD汽车商业周刊向戴姆勒德国总部求证这一消息，得到的回复是公司对此不予置评。

　　相较于华晨汽车和江淮汽车，北汽集团在中国更为强势，要增持北京奔驰股比，戴姆勒的挑战不小，毕竟这也是北汽的利润奶牛。

　　北京汽车2020年半年报显示，自主品牌上半年收入不足30亿元人民币，亏损18.35亿，而北京奔驰的收入高达749亿元，毛利润接近200亿人民币。

　　因此，北汽不会轻易让出股权。

　　同时，姜德义也是一个强势的管理者。接触过这位北汽新任一把手的人士对HD汽车商业周刊透露，姜德义注重资本市场，在这方面的处理有其独到的思路。

　　另一方面，戴姆勒和北汽集团的交叉持股可能成为新的突破口。

　　不过，即使北京奔驰的股比变动谈判真的启动，戴姆勒和北汽之间也将会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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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

　　太行水泥怎么不见了？

　　太行水泥不见了，是因为太行水泥股票退市了，被金隅股份合并。

　　太行水泥股票退市了，被金隅股份合并，不需要操作，过几天后，换股的股票会自动进入帐户。

　　此次太行水泥是被被601992金隅股份合并，换股的方式和比例是：1股太行水泥换成1.2股金隅股份。

　　在股票停牌结束，会自动以1：1.2的比例换成金隅股份，股票数量会增加，会自动进入股票资金帐户，不需要用户操作。

　　付勇的个人简介

　　付勇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城，15岁迁居江西南昌青云谱区，在深圳、上海等地有长期居住和工作经历，先后毕业于南昌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现行政职务任协达软件国际集团董事长，旗下协达云天使私人基金投资设立了上海渡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其领导设计的协达软件产品，是我国市场领先的JAVA版高端协同软件产品，并被中国信息产研发展研究院、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搜狐等权威机构和媒体评价为产品竞争第一。

　　付勇是中国最年青的博士后导师之一 ，是中国最早一批从事管理软件学术研究和应用推广的专家，领导设计了中国首套SOA商用软件，其管理学和软件工程学的学术研究成果已编撰成了多本专著，并成为国家级重点大学指定教材、国家职业教育示范教材。

　　付勇一直专注于组织管理架构设计和信息化管理支撑的应用研究，擅长：业务流程管理与制度设计 、知识管理和文化建设 、组织架构与岗位职责等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在股权架构、法人治理、财务管理、客户关系管理、品牌管理，及大型企业和政府组织的行政管理等业务上，具有丰富经验，先后为：百联集团、鞍钢集团、金隅房产、万杰集团、鲁泰纺织、富士电梯、集优机械、阳泉煤业、山东黄金、江铃集团等知名大型企业，和宝鸡、永济、大冶等政府单位，规划设计了组织管理架构和信息化支撑系统。其主持和参与编写及出版、发表的专著和论文有：《会计电算化》、《会计软件操作实务》、《面向服务架构与应用》、《办公事务实训》、《企业文化变革》、《协同机遇与挑战》、《知识管理四步曲》等。

　　付勇对哲学和文学具有一定造诣和颇深爱好，并有效地与经营管理工作相结合，其发表的《佛教精神与企业文化》是国内较早将佛教引入经营管理的学术论文，并入选中国社科院优秀宗教哲学论文选。 其在海外华文杂志《僧伽》发表的《禅佛五首》以清丽老道的文笔和深遂空灵的禅境，入选《中国诗人》年度华人优秀诗选，同时付勇翻译的《白话版心经》、《诗歌版心经》等佛学文章被刊载后广为流传。2011年，付勇受邀在深圳龙岩寺禅源居开讲洪州古禅，并为“禅源居”撰藏头诗联：“禅堂即法、法天法地法万物、万物皆空无法，源头是佛、佛祖佛性佛西天、西天着实非佛”，以明志趣。付勇还一直致力于与华东政法大学基督教心理学教授张可创等，从组织行为学和管理心理角度，共同推出基于终极商业哲学价值的管理执行力提升方案；与释道心等共同推动时尚禅的发展，将传统禅佛修养与当下生活时尚相结合，融商禅思想于经济生活。

　　付勇一直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融入到日常经营管理工作中，倡导“人文传承与科技创新”相结合的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并对佛教、儒教、基督教等宗教哲学在组织行为管理中的作用有深入研究，将西方古典的科学管理思想：法约尔过程管理理论，结合现代东方的人文思想，做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并通过先进的云计算IT技术予以推广普及。

　　北京海淀区区长是谁？

　　曾劲，男，汉族，1970年2月生，湖南长沙人，199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8月参加工作，东南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专业大学毕业，中国人民大学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管理学博士，高级工程师。

　　2020年01月，北京市海淀区委副书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区长，中共北京市委中关村科学城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中关村科学城管理委员会主任(兼)。

　　北京金隅老总什么级别

　　正司局级。根据调查相关资料得知，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为曾劲及老总，在国资委所属中央150多家企业里，老总都是正司局级，其中就包括曾劲，其中只有极少数人为副司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