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股市历史

　　上交所成立于1990年12月9日，当时在上交所上市的企业有8家，有趣的是，8家上市公司中还有两家关联企业，上海飞乐股份和上海飞乐音响，俗称“大飞乐”和“小飞乐”。“大飞乐”要比“小飞乐”大得多，仅从员工规模看，一个约2,700人，另一个只有50人。“大飞乐”的总经理也是“小飞乐”的，其“父子”关系不言而喻。事实上，“小飞乐”的发起单位之一便是“大飞乐”的前身“上海飞乐电声总厂”。但从市场化或股份制的资历而言，“小飞乐”成立于1984年，是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之一，而“大飞乐”建立于1987年。更为重要的是，1986年，***会见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约翰.范尔霖，后者向***赠送了一枚纽交所徽章，凭它可以在纽交所自由进出。***回赠了一张“小飞乐”的股票，这就是“父以子贵”了。“小飞乐”1984年发售股票时，也未在媒体上刊登招股公告，只在当地市民报纸《新民晚报》上报道了一则创立大会的新闻。
“小飞乐”、爱使股份与另一家延中实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没有国家股，当时被称之为“集体企业”，俗称“街道企业”。延中实业据说是为安排失业（当时叫待业）人员而建。申华电工也没有国家股，但它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乡镇企业，兼总经理瞿建国是当时川沙县孙桥乡副乡长和工业公司总经理。
8家上市公司中，身份最高贵最富国企意味的是线家电子企业中销售额排名第十二，利税总额则是第二。线亿多元，占上海股市总市值的60%以上。不过，真空电子就像后来许许多多的大型国企上市公司那般，很少有投资者喜欢，但又无法忽视它。真空电子最有名的事件是其首任薛文海公开扬言中小股东无足轻重，他虽道出了真实状况，但其粗鲁的态度简直无法让人接受。
8家上市公司有一个共同之处——每年都分红，而且股息率很高，这在此后许多年的大部分上市公司身上再也不会出现了，投资者们不得不以追求资本利得为目标。当年的股份公司在不能交易的情况下，也只能以股息来吸引人了。当然，所谓的高股息是和当时的高通胀背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上市公司的股息率大多都是18.75%，它正是当年一年定期储蓄存款的利息率。最高的股息率是22%，1989年由豫园商场和凤凰化工发放。
特区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在1991年7月3日正式营业，挂牌企业有深发展、深万科、深安达、深金田和深原野。深发展尽管是一家股份制银行，但考虑到姗姗来迟的中国金融改革，它能上市，在15年前是件令人惊讶的事情，所以深发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市场上的一颗明星。深万科当时还是一家非常不起眼的地产公司，只是里面有一个聪明的企业家王石，他为了尽量摆脱控股国企“婆婆”的影响，利用深圳市委急于改革的心情，直接要求市委书记支持万科成为股份制公司。还有一家公司深原野也颇具典型，因为它是中国股市最早出局的玩家。
原野是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上市公司，在1987年成立的时候，国家股占了60%，港资占20%，还有两个个人股东各占10%，其中一个叫彭建东。但过了不到两年时间，原野只剩下了两个股东，一个是占5%股份的深圳国企，另一个是公司，占95%股份，背后的控制人便是彭建东。原野上市后，彭建东将股价炒高，然后套现。1992年7月7日，原野停牌，直到1994年1月才改名为“世纪星源”复牌。期间究竟发生了何事，当时没有对外披露，只是法院后来以挪用公司资金罪和侵占罪的名义将澳大利亚国籍的彭建东驱逐出境。
除了原野的中小股东之外，没有多少人对此深究和愤怒，也没有多少人想到原野这类上市公司会在今后泛滥成灾。
(二)不完善、不健全的证券公司
进入上交所后，我的主要工作是担任《上海证券交易所专刊》的记者，顾名思义，这是交易所办的一份报纸。中国的许多改革的特色是“只做不说”，悄悄地干完，等大家发现，“生米已煮成熟饭”。国家对待交易所的态度也一样，不准主流媒体播报股市信息，可股市恰恰是最市场化的，没有公开的信息，这个市场一定会掉。上交所索性自己办报，向广大投资者进行市场推广。
除了股市行情之外，可报道的信息十分有限。上市公司只有8家，而交易所的会员单位1990年时仅有26家，其中以信托投资公司为主，占了14家，证券公司仅有6家，还有就是城市信用合作社（我有两天调研完5家信用社营业部的经历）。上海的证券公司主要有3家——万国证券公司、申银证券公司和海通证券公司。申银证券背后的银行是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海通证券公司属于交通银行体系，万国证券则是一家股权较为分散的公司。万国和申银等证券公司原始资本的积累离不开对国库券的套利。当时，中国各地市场因投资者市场意识不同，国库券价格差异很大，把黑龙江的80多元国库券弄到上海，就能卖到100多元。但当时没有什么电子化交易，国库券全是实物券，面额最大的才10元，2,000多万元的国库券总得需要装十几个麻袋、十几个箱子，租一节火车皮，配上多名经济警察和枪支押运回上海吧。有意思的是，个体投资者也在做同样的事，有个叫杨百万的人就是这样发家的。中国证券公司的经营水平一直不高，行为与一个散户或暴发户没有什么两样，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另外，当时的券商充分利用不对称的信息优势乃至违法获得先机来牟取暴利。万国证券的总裁管金生在1989年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串门，看到了1988年国库券准备在一个星期以后上市的内部文件，赶紧以黑市价75元买进，一上市就是104元，大有斩获。万国证券的行动引来了其他证券公司的跟风，最后皆大欢喜。
很多年来，中国股民真正有多少人，一直是个谜，原因是为了操纵股市、提高认购和配售新股中奖率等原因，个人或投资机构收集了大量的非股民身份证，然后开户，俗称为“拖拉机”，结果把中国股民弄得面目全非。但在1991年夏天的3个月中，我很幸运地见到了几乎所有的上海股民（占了当时10万中国股民的绝大部分）。上交所为了无纸化交易，也为了消灭黑市，要求投资者本人必须来浦江饭店换取新的股票账户。交易所所有员工从下午到深夜12时加班加点工作，我的岗位是最后将账户递给客户。整整3个月，拿着小喇叭喊号的我看到了无数张脸，那是很真实的事情，不似后来，市场变得越来越玄虚了。
(三)市场的狂乱与挫折(“810”事件)、中国证监会的设立(1991年下半年-1992年)
1991年6月上海浦江饭店门外站着不少投资者，他们在议论着该不该买股票和买什么股票，我记得自己站在他们中间，太阳晒得有点吃不消。到了7月，大家已经没什么可以议论的了，因为市场每天单边上场，而且都涨停在0.5%的涨停板上。由于普遍惜售，像凤凰化工从前周成交的6,280股缩小到这周成交55股。每天空涨不是个办法，上交所在9月30日开始以成交量调控股价，如果当天成交量不到其可上市交易量的0.3％，当天就不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会有人作出些“贡献”，凑足成交量，然后股价继续向上。于是，出现了世界股市上难得一见的奇观，证券公司每天聚满人群，看着行情大屏幕，像久旱盼甘霖那般等待几股或十几股的成交量，最后积累成功，延中实业2,800股，线股，股价上涨，大家欣喜若狂，一齐鼓掌。它之所以给我们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以后的中国股市一直被“扩容”压力所困扰，也就是说，发行的股票总是多于市场中的资金，不会出现在股市中买不到股票的现象。但是，这个奇观还是预示了以后中国股市的宿命——荒诞的政策不断地扭曲市场，市场又时不时作出离奇极端的反应，让政策制定者恼羞成怒或焦虑万分，用更离奇的政策来束缚或刺激市场，然后市场奄奄一息或亢奋异常，接着政策又……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不难理解，上交所成立一年后才出现了第一家新上市公司兴业房产。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一直不愿意让新公司上市，造成粥少僧多，供不应求。
那时的深圳市场又是另一番景象，深发展的扩股遭到股民的反对，1991年8月11日其股价曾狂跌41.6%，在证券公司前的一名妇女目睹此景当场晕倒。9月6日，深指已从全年最高点136.9点跌至最低点45.6点。当地一边实施2亿元资金秘密救市行动，一边采取取消涨跌停等多种市场化方法，终于使市场反转。
1992年年初，***南巡讲话，提到了上海作为改革开放龙头的重要性，也具体肯定了股票交易所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为中国股市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当然，***的肯定是辩证的和谨慎的，一方面讲要大胆试，又说搞得不好就关）。3月，原来的上海市市委书记、上交所的创建者，当时已是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公开称赞深圳市场比上海成功的报道，深深刺激了上交所的总经理尉文渊。他越过主管单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直接向市委领导申请全面放开上海市场的股价，让市场自己说话，终于形成了股价天天小涨、最后变暴涨的局面。例如豫园商城的股价就从800多元/股上涨至10,500元/股(10年后，一些中国股市投资者高喊要创造第一个百元股的奇迹，却未考虑到豫园商城早就是万元股了。即使将百元1股拆细至1元1股，豫园商城也是中国第一个百元股票)。
深圳临近亚洲金融重镇，它所在的地域广东又得改革之先机，要比当时正欲改革起飞的上海，在市场意识方面成熟得多。如果不是出了“810”事件，上海股市在几年之内是很难超越深圳的。
1992年8月7日，深圳市宣布当年发行5亿股公众股，发售500万张抽签表，中签率为10%，每张抽签表可以购1,000股。在大牛市中，新股是市场的宠儿，如何公平公正地发行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由于每张身份证可花100元买一张抽签表，不仅全国各地大量的身份证寄往深圳，据说上百万外地人涌入了这个常住人口只有60万的城市，各售表机构门前提前3天就有人排队。到了8月9日早上，排队人数可能已达100万，当天晚上9时，500万张抽签表售完。未获得抽签表的人群目睹了种种不公正和fb行为后涌向市。午夜12时后，警察与示威者发生冲突，到处是石块、汽水瓶、催泪瓦斯、水炮、电棍，汽车、商店被烧被砸，混战持续了4个小时。事后调查，至少有10万张以上的抽签表被内部藏留私买，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000多人。
尽管事后朱基副总理认定“8.10”事件是“一次技术失控事件”，但深圳市市长郑良玉曾在公众面前泣不成声，他12月16日转任江西省副省长。随后，市委书记李灏被调回北京。
“8.10”事件触及了中央的底线。中国***人深知金融稳定事关政权安危，1948年旧上海金融市场的崩溃正是国民党垮台的直接原因之一。金融市场不能影响社会和政局的稳定，否则的话就必须关门。作为金融市场最活跃又最不稳定因素的股市能否做到这点，谁都没有把握。上交所开业时，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就对尉文渊说:“半年内不出问题就是胜利。”由此可想上上下下是多么的不确定。
因为“810”事件，深圳市场是够得上“关门”条件的，尽管深圳市场没有关门，却从此元气大伤，直到1996年才打起精神再度与上海竞争。“8.10”事件也引发了上海股市的暴跌，却没有让上交所循规蹈矩，他们反而趁着上海的改革开放大肆发展，直至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事件，才让上交所领略了什么叫“关门”。
“8.10”事件还有一个得益者是中国证监会，地方上的混乱给了北京集权的理由，于是，证监会于当年10月26日成立。
(四)本末倒置的市场营运和1994年的大暴跌(1992-1994年)
今天最能代表中国股市的量化指标是上证指数(上证指数以1990年12月19日为100点)，它的最初发布日是1991年7月15日，以133点报收，到了年底的12月31日，已是292点。1992年5月21日，上海股市全面放开股价，上证指数从前一天的623点冲到1,334点，并在5月26日达到全年最高点1,429点。但由于这一年有30多只新股票上市，比1991年增长了3.88倍，对投资者的心理冲击和资金面压力巨大，股指一路下滑到393点，出现了上海股市的第一次“熊市”。但不久就反弹，在当年年底，上证指数收在780点上。
与上市公司激增同步的，是股票交易额的几十倍地放大，股票总成交金额247亿元，比1991年增长了近30倍，市价总值558.4亿元，增长了317.98倍。上交所的会员单位也达到75家，比以前增加了49家，交易所场内的席位也从最初的25个扩大到1992年年底的500多个，到1994年则扩大到了3,000多个。
在这个扩张过程中，出现过上海市场交易设施严重不足的情况，即营业部太少，投资者没有“跑道”可以买进卖出。为了获得营业部限量发放委托单，投资者开始通宵达旦地排队(让人感叹的是，十几年后的上海房市泡沫时，又让我们看到了同样的场景)。于是，上交所竟然在昔日的“跑狗场”——文化广场中搞了一个超大型的证券营业部，100多家证券公司营业部在那儿设立临时拒台，接受股民的委托。有些紧张的是，1992年6月1日第一次开门时，没想到竟来了4万人，有关方面准备不足，只得临时关闭。6月9日，它才开始顺利运行，半年后的12月，这个违反规定开设的证券经营场所才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这座位于过去的法租界、植有法国梧桐的陕西路永嘉路口的“文化广场”，后来成了鲜花集市，最近又要挪作它用了。很少人能将它和大型股票委托展销会联系在一起，这可能也是世界股市史上的一绝，可它确实充满了早期的市场精神，是不“规范”的早期中国股市的象征。
比起文化广场股票委托点形式上的不规范，影响到中国股市长远发展或者说让中国股市受到不良“路径依赖”的，是看似规范和名曰“规范意识”的文件和规定，它们非常在意股东与国家的关系，而不是从股东的权利来界定股票类型，从而衍生出许多看来富有“创造性”，但最终却被证明不是不可行就是成为市场发展障碍的东西。比如“国家股”、“法人股”与“个人股”，就是一些当时就有点矛盾、今天更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概念，保险公司和投资公司从市场中直接买来的股票是不是法人持有的股票呢为什么它们就不是“法人股”呢界定概念的混乱，直接导致了中国股市的结构性缺陷，股票被人为地划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当年的不流通，缘自于对所有制意识形态的考虑，不能让民间力量“私有化”公有企业，但由于“法人股”与“不流通股”划上了等号，结果后来很多民营企业的“法人股”也不能流通了。
有趣的是，只要不被称为“法人股”或“国家股”，就可以想办法变相流通。在1992年之前是没有“法人股”这个概念的，只有所谓的“单位股”，这在上海市场的“老八股”当年的报表中出现过，后来有许多就化为流通股了，否则今天北大方正(当年的“延中实业”)和华晨集团(当年的“申华电工”)就不可能是全流通的股票了。
我还有好多，太长了，自己去网上找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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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国“股灾”历年救市争议有哪些

　　从周末的双降，到万亿养老金，到官媒安抚……再到昨晚的“三道金牌”。中国为了救市可谓不遗余力。但回顾历史，中国股市从来就不缺少各种政策托市、行政干预。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陆一指出，无论是1994年的“三大政策”救市、1999年的“跨世纪行情”、2007年的“股改行情”，还是2014年11月至今的“国家牛市”，对于股市的干预，无一不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
而中国“政策市”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25年前。陆一撰文详细介绍了1990年深圳股市从诞生到疯狂，再到出手干预的全过程。华尔街见闻摘取其中的一段：
1990年10月，深圳市委、市做出决定，处级以上党政干部不得买卖股票。11月20日，深圳党政干部响应红头文件的规定，纷纷踏入股市开始抛股。
鉴于上述种种措施，持续上涨半年的深圳股市从12月8日开始掉头向下，自此开始了长达9个月的下跌，其间，深市总市值蒸发近八个亿，市场一片恐慌。
在这样的下跌中，1991年4月22日，刚刚拿到人总行同意成立批文的深交所出现了中国证券市场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零成交记录。
深圳市面对连续9个月市场持续下跌的严峻局势，不得不在1991年8月19日召开有企业家参加的“救市”会议，动员机构入市，加强市场的支撑力。然而在这次会议上，所有到会的企业家们，没有一个出面应声。此后直到1991年9月2日，深圳市连续召开五次“救市”会议，但仍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
9月2日晚，深交所向市委书记李灏要求依靠财力救市。李灏问：“需要多少钱 ”深交所负责人说：“我们不要多，你给2个亿，把股票价格托起来，把股民的信心恢复起来！ ”“我同意！ ”李灏回答很干脆。市长郑良玉要求一定要绝对保密，遵循证券市场规则，巧妙自然地将股价托起来，唤起广大股民的信心，变熊市为牛市。
9月7日，正是龙头股跌得最惨的一天。深发展当天的开市价仅为每股13.70元，最低时跌到了13.40元。深圳救市基金以每天5000手（一手=10股）频率吃进，稳住龙头股，保持在每股13.7元。到9月29日，深发展股价已经恢复到每股14.95元。
10月3日，深发展一开市，就挂出了14.95元/股的价格。许多先前对证券市场丧失信心的股民们，又一次杀回了证券市场。 9月29日至10月3日，短短的几天，深圳证券市场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10月3日当天，深发展股价曾经冲到16.10元/股。随后，10月4日深发展的开市价曾达到15.85元/股。
10月上旬，深圳证券市场冲出谷底，股价上升幅度：深发展为50.68%，万科为74.47%，金田在此荣登榜首，创下了101.55%的最高记录。安达与宝安也都分别达到了67.09%和63.38%。
到11月14日，深证指数创下收报136.9点的当年最高记录，日成交金额也于11月13日达到1.1亿元的新记录。
陆一不无感慨地评论称：“25年前中国股市这第一个涨落，勾勒出一抹惊艳的深V，也奠定了中国股市最富特色的监管调控底蕴——以意识形态判断股市涨跌的背景；实施涨跌停板；加诸印花税；党政干部不能买卖股票；暂停IPO；国有股限制流通；党报评论员（内参）成为市场调控风向标；开创了动用资金打指标股托市的首个案例。”
在此之后，中国股市历次涨跌背后都不乏“有形之手”的参与。《环球人物》杂志曾在文章《朱镕基与中国股市：创办上交所，3次救市》中，详细介绍了朱镕基对于稳定中国股市起到的作用。文章指出，从朱镕基1991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到2003年卸去国务院总理之职，12年间，有3次比较明显的股市波动，都在他的努力下回归平稳，没有引发大的震荡。
1992年，中国股市从5月的1429点一路跌向11月的386点。朱镕基果断要求出手，稳住了股市，据《环球人物》：
在去英国访问前，他还给证监会和上交所的领导打电话，要他们一定稳住股市，不能再跌了。证监会和上交所有关同志很快布置救市，提出让二纺机等所有上市公司拿出募得资金的10%，买回自己的股票，回购托市。此外，他们还组织本地和外地券商入市，让杨怀定等股市名人带头买股票，又鼓励深圳股民在上海买股票，并放慢新股上市速度。多管齐下，让1992年的股市下跌势头得到遏制。
1993年，中国经济冲向新一轮高峰，全国基建投资猛升，货币投放增发同比高达34%，同时社会总需求强力扩张，拉动了通货膨胀。到了春夏之交，金融混乱达到顶点。朱镕基接连出手，稳住市场：
当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发了轰动全国的“十六条”，整治金融乱象。同时，中央任命朱镕基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约法三章：一、清理违章拆借；二、不得竞相提高利率、不得收取贷款回扣；三、银行不得向自办实体注资，自办实体和银行脱钩。此外，他还采取铁腕手段，命令属下的行长们在40天内收回计划外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逾期收不回来，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来，就要严惩不贷。”在如此严厉的措施下，到7月底，拆借的资金收回来332亿元，还增加了405亿元的储蓄，一片混乱的股市回归平稳。然而，第二年7月，上证指数又出现了暴跌。朱镕基接到了上海市委、市的报告后，立即布置救市，采取了“半年之内不发新股，对信用良好的机构给以银行融资，组织养老基金入市”三大措施。同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相继成立。这些银行由投资设立，不以营利为目的，对于股市稳定起到积极作用。这一轮股市波动就此止住。
1997年夏天，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亚洲经济出现危机。自1997年5月到1999年3月，沪深股市都是弱势调整，股指越走越低，金融机构和散户们经历了难熬的“熊市”。朱镕基采取了基金入市，降低印花税等措施，再次激活股市。：
1999年4月，朱镕基在美国纽约访问期间，特地参观了纳斯达克证交所，并为当天的股市开盘。回国后，朱镕基就股市的发展提出了8点意见，其中包括要求基金入市，降低印花税，允许商业银行为证券融资等。此外，他还指示尽快制订和颁布上市公司管理条例。5月18日，证监会向八大证券公司传达了朱镕基的8点意见，研究了落实政策。第二天，中国股市立即上涨。6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标题为 《坚定信心，规范发展》，指出“调整两年之久的中国股市开始出现了较大的上升行情……近期股市反映了宏观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市场运行的内在要求，是正常的恢复性上升。”文章还强调，证券市场的良好局面来之不易，各方面都要倍加珍惜。此文发表后，股市再次出现大涨，从6月15日的1387点激活，6月30日最高达到1756点。

　　3：市盈率是74的股票还值得买入吗

　　市盈率=价格÷每股盈利
静态市盈率的每股盈利用的是去年的每股盈利，动态市盈率的每股盈利用的是今年的数据。但因为今年的数据只是截止某个季度，所以需要加一点算法折成全年。简单来说就是动态市盈率=价格/（第N季/N*4）
比如某股，现在是70元，去年每股盈利1元，则静态市盈率=70/1=70，
今年一季度盈利为0.05元，则动态市盈率=70/(0.05/1*4)=350;
你所说的，变成1000多，说明他的一季度盈利收入很少，所以市盈率变大了，市盈率的设计是为了考察个股价格的合理性，有一定的范围。低了说明低估，高了就说明股价太高。具体范围要看个股所处行业。
在实际运用中，特别是在中国市场，根本没什么用，市盈率本来就高，那些几千倍的垃圾股更容易一飞冲天，而那些低市盈率的蓝筹股动都不动。
建议你不用太在意这些数据。

　　4：有关中国股市的历史

　　太久太久...

　　5：中国股市每年最高点是多少

　　中国股市这些年最高点达到6124点，今年也没有影响中国股市重振雄风，应该可以挑战第二高点5178甚至挑战最高点6124。

　　6：今天中国股市收盘情况

　　如图所示